成渝城市群作为国家级城市群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未来定位也是世界级城市群。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成渝城市群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城际有形边界对城际消费流出和消费流入都产生了明显的“屏障效应”。从不同向消费流比较看,成渝城市群的城际边界效应对消费流出的“屏障效应”要强于其对消费流入的“屏障效应”。从成渝城市群的省际边界效应即无形边界效应来看,无论是消费流入还是消费流出,无形边界效应对成渝经济圈重庆市所辖城市的屏障作用都要强于对四川省所辖城市的屏障作用。
数据选择方面,本文采用2018年成渝城市群的市(或县区)数据。其中,重庆市包括渝中、万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等27个区(县),剔除开州、云阳等辖区范围未全部纳入的地区;四川省包括成都、自贡、泸州、德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资阳12个市,剔除绵阳、达州、雅安等范围未全部纳入的地区。在消费流出和流入的数据上,本文选取中国银联提供的2018年刷卡消费交易数据。
根据成渝城市群中的42个城市相互之间的有向消费流以及自身内部消费,根据模型测算得到成渝城市群城际消费流出的边界效应。表2即为全样本消费流出边界效应的回归结果。
有形边界—城际边界效应。根据回归结果,有形边界变量即城际边界变量的系数为-1.8304,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由理论模型可知,该系数即为城市有形边界对跨城市消费流影响的强度。回归系数为负,即表明两城市之间的距离大小,对城市消费流出和本地消费比值带来负向影响作用,即两城市距离越大,城市消费流出与本地消费的比值就越低。
根据测算,成渝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到另一个非本地城市的消费流出占本地消费的比例约为exp(-1.8304)=0.1603,由此可见跨城市边界带来对消费流出的效应明显低于本地消费。根据有关理论,有形边界主要是以地理距离形式表现的,因此可以通过“冰山成本”进行理解,如果两地的地理距离较大,那么在消费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大的物流和运输等成本,于是有形边界对城际消费流容易表现出“屏障效应”。
从成渝城市群的结果来看,有形边界效应下城市消费流出仅占本地消费的16%,即表明了成渝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有形边界的存在,对消费流出产生了较大的屏障效应。由此可见,在国家推进城市一体化的导向下,尽管成渝城市群的空间联系不断紧密,但是在消费上仍然是以本地消费为主,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一体化推进而引起大规模的城际消费流出。
图2 省际边界下成渝城市群重庆市部分的城市消费流出的距离增量（单位：千米）
无形边界—省际边界效应。从无形边界变量及省际边界变量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四川省的省际边界还是重庆市的省际边界,都对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无形边界的角度来看,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省级行政壁垒而产生的,虽然省际之间可以通过相互作用开展经济交流活动,但是边界效应最终仍表现为抑制消费流出,可见当地政府对于保护本地消费市场仍是比较重视的。
其中,四川省省际边界效应的系数为-1.7927,显著水平为5%,重庆市省际边界效应的系数为-2.0309,显著水平为1%,显然重庆的省际边界效应更为明显。尽管在成渝城市群中,四川省的省际边界与重庆市的省际边界是共用的,但是省际边界对不同省内的城市消费流出的影响却是不同的。重庆市内的城市因这条边界带来的对城际消费流出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根据一价定律和Parsley & Wei(2001)的研究方法,计算无形边界效应带来的地理距离增量,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对比可以发现,在省际边界这一无形边界效应下,重庆市内的城市消费流出的距离增量要明显高于四川省内城市,这与前面省际边界效应的结果也是相符合的。
测算可知,省际边界效应给四川省内城市消费流出增加的平均距离为793千米,但是对重庆内城市消费流出增加的平均距离为956千米,比四川省多20.6%。具体来说,在成渝城市群的四川省境内,省际边界效应下资阳市与成渝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增加了1023千米,属增量最大的城市;成都市与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增加了593千米,属增量最小的城市。
在重庆市境内,省际边界效应下綦江区与成渝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增加了1311千米,属增量最大的城市;九龙坡与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增加了726千米,属增量最小的城市。相比之下,成都和九龙坡在省市境内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而且经济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省际边界效应对两个城市消费流出的距离影响也较小。
几个控制变量对消费流出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相对人口变量ln(Rij/Rii)的系数为0.2034,显著水平为5%,可见相对城市人口对异地消费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增强本地消费流出。这是由于,对方城市若集聚较多的人口,那么会促使该城市的商业服务能级提升,特别像成都、重庆渝中区等地城市能级明显较高,这更容易促使周边城市的居民进行异地消费,从而提高消费流出的可能性。
相对经济水平变量ln(Yj/Yi)的系数为0.8829,显著水平为1%,可见相对经济水平对异地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异地城市若经济发展水平高,那么就会增强对周边城市居民的消费引力,因此促使本地城市更多的消费流出。相对工资变量ln(wj/wi)的系数为1.0392,显著水平为5%,可见异地城市的相对工资水平对本地城市消费流出也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异地城市相对工资越高,越能促使本地城市异地就业,进而增强异地消费的倾向。Aij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两城若地理上接壤,有利于城际消费流出。
有形边界—城际边界效应。由结果可知,有形边界变量的系数为-1.1723,显著水平为1%,因此可以表明两城市之间距离大小对城际消费流入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说明,城际距离对城际消费流入产生了“屏障性”的边界效应。由结果测算,成渝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到异地城市的消费流入占本地消费的比例约为exp(-1.5723)=0.2076,由此可见跨城市边界效应作用下,异地消费流入占本地消费的比例约为20%。根据“冰山成本”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边界会对异地消费流入产生屏障作用。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城际边界效应对城际消费流入的屏障作用要小于对消费流出的屏障作用。
无形边界—省际边界效应。无形边界两个变量Bordsc和Bordcq的系数分别为-1.0788和-1.6856,显著水平均为5%。由此可见,四川与重庆的省际边界对省际消费流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与前面消费流出的结果也是基本相似的。从系数值来看,重庆市的省际边界效应更为明显,可见重庆的省际边界对异地消费流入的屏障作用更大。
由此进一步表明,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推进过程中,省际行政边界对消费互通的屏障效应依然显著存在,而且重庆市行政边界所产生的作用更为明显。经测算,省际边界效应给成渝城市群四川省内城市消费流入增加的平均距离为503千米,对重庆内城市消费流出增加的平均距离为742千米,重庆市比四川省高47.5%。
其中,四川省境内距离增量最大的城市为广安市,距离增量为715千米,增量最小的城市为成都市,增量为377千米;重庆市境内距离增量最大的城市为重庆市江津区,距离增量为905千米,增量最小的城市为渝中区,增量为511千米。
就控制变量而言,相对人口、相对经济水平和相对工资水平都显著地抑制异地城市消费流入。与此同时,城市接壤是有利于增强城际消费流入,可见城市的接壤有利于促进城际消费流的相互流动。
成渝城市群城际有形边界的存在,对城际消费流出和消费流入都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这是因为地理距离从客观上转化为城际之间消费的“冰山成本”,从而表现出对消费流的“屏障效应”。从不同向消费流的比较来看,边界效应对成渝城市群消费流出的“屏障效应”要强于对消费流入的“屏障效应”。
由于行政区划和制度而形成的无形边界,同样对成渝城市群的城际消费流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无论是消费流入,还是消费流出,无形边界对成渝城市群在重庆所辖城市的边界效应都要强于对四川所辖城市的边界效应。由此可见,虽然成渝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客观存在,但是消费流的区际异化特征仍然是比较明显的。
鉴于研究结论,结合成渝城市群的现实情况和区域协同发展导向,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客观对待区际边界对消费流的“屏障效应”。成渝城市群内城市之间要进一步强化沟通和战略协商,在一体化发展政策上达成一致,减少政府认为阻碍改革的因素,建立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
两省省级层面要强化对地级市或者县区级层面的发展诉求,在全省政策导向上确保区际协同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共建。两省合作,城际联动,加快推进成渝城市群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工程的共建,降低区际消费流动的“冰山成本”,推动跨城市跨省消费有效流动。
部分资料来源：左宇，西部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边界效应——基于城际消费流的实证吗，商业经济研究. 2020年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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