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科研成果丨关于混改背景下国企内部控制和投资效率：影响机制和提升路径
我市2021—2022年度重点会计科研项目批准立项68项，最终评出“优秀”等级科研项目11项。为做好学术成果转化和宣传，展示本市会计学术研究水平，我会将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专栏，对11项优秀会计学术科研成果文章（精简普及版）开展系列宣传，与读者分享，以期为财会人员提供有益参考。
摘 要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仅扩大税收同时起到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构成。而国企混改是基于当下形式为提高国企抗风险能力以及提高国企效率提出的重要改革政策。内部控制是每个企业抗风险以及提升效率的必要手段。
本文以2009－2021 年A股上市企业中的国企为样本，以内部控制为基础实证检验“国企混改”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构造了内部控制-代理成本-投资效率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内部控制质量与所有制股权混合度呈现显著正相关；（2）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效应；（3）所有制股权混合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投资效率的提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仅扩大税收同时起到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构成。而国企混改是基于当下形式为提高国企抗风险能力以及提高国企效率提出的重要改革政策。内部控制是每个企业抗风险以及提升效率的必要手段。
本文将对股权结构、内部控制质量两大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创新效率三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混改”国企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如何对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影响，以期为下一批混改国有企业提供有效的建议。
国企混改的目的是发挥非国有股权的在经营效率和效果方面的优势，达到提升国企投资效率的目的。
H1a：非国有股东拥有一定话语权时，可以更好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果，对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有正向效应。
H4a：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从而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
H4b：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降低大股东代理成本从而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基础并进行了一下数据处理: （1）保留国企的上市公司；（2）剔除带有ST、PT字样的公司；（3）剔除金融行业；（4）剔除有数据缺失的公司。本文对剩余样本进行了1%-99%分位的缩尾处理。
（1）Mix Types为“混改”国企包含上述不同股权性质的数量；（2）国企是否存在混合股权结构（Mix Structure），界定标准为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资本占比之和是否超过10%。若超过则为1，不超过为0。（3）国企股权结构的赫芬达尔指数（Mix HHI），计算过程参见公式1。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度量“国企混改”的“深度”采用混改国企是否存在混合股权结构的哑变量 （Mix Structure） 和混改国企股权结构的赫芬达尔指数（Mix HHI）。Mix HHI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的Pi表示国企前十大股东中第i类股东持股份额占前十大股东持股份额的比值。
本文采用迪博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为基础，将数据库公布的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作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用IC表示。
本文将总资产周转率（ATR）作为衡量管理层代理成本的指标。将关联交易比例（RT）作为衡量大股东代理成本的指标，计算公式为关联交易量除以年初总资产。
本文采用Richardson模型计量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公式2为具体计量模型
其中，ζi,t用来度量非效率投资程度，该数值为正可用来度量过度投资程度，该数值为负则用来度量投资不足程度。
其中，Mix表示“国企混改”的不同度量方式，通过前文所述，分别以广度Mix Types（代表国企股东不同股权数量）、深度衡量指标中的Mix Structure（代表国企是否存在混合股权结构的哑变量）以及深度衡量指标中的另一指标Mix HHI（代表股权融合度）。若系数α1为大于零，则表明“国企混改”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通过如下模型检验股权代理成本在内控质量和企业非效率投资相互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表4展示的结果为从“广度”(Mix Types)和“深度”(Mix-Structure、Mix HHI)两个维度为代理指标的国企混改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数据表明，非国有股东的话语权关系着“混改”政策效果的发挥，只有当参股股东产生股权制衡时，才能达到提升国企内部控制质量的目标，H1a得到验证。同时，表4第11、12列，股东多样性由单一国有股变为多种性质股东时，并不能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而“混改”国企由非混合股权结构转变为混合股权结构后，国企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显著提升，H1b得到验证。
从表5所示的回归结果可见，在三组样本中，ICQ的系数α1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值，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呈负相关关系，H2得到验证。在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样本中，ICQ的系数α1分别为-0.024和-0.009，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从表6所示的回归结果可见，在三组样本中，ICQ的回归系数β1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值，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3a得到验证。
从表7所示的回归结果可见，在三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β1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值，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关联交易比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3b得到验证。综上所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明显减少股权代理成本。
从表8所示的回归结果可见，首先分析非效率投资组的回归结果，代表管理层代理成本变量的ATR的系数γ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负值，表明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ICQ的T值的绝对值从3.029下降到2.741。因此，管理层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中具备显著的中介效应，H4a得到验证。
从表9所示的回归结果，首先分析非效率投资组的回归结果，代表大股东代理成本变量的RT的系数γ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值，表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比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ICQ的T值的绝对值从3.225下降到3.016。因此，大股东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中具备显著的中介效应，H4b得到验证。
根据前述研究，通过将非国有股权比例的加入以及提高可以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且在一定程度降低企业的非投资效率。因此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国企混改。
在引入非国有股东时可以建立一套评价标准，积极引入有责任感的非国有股东，从而发挥提高非国有股东在企业监管和决策制衡等的作用。
在发挥非国有资本对于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作用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控制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比例，防止国企变私企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的发生。
根据前文结论，股权代理成本可以在内部控制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过程中起到中介效应。代理成本的降低的重要方式是减少信息差。因此在内控建设过程中应将信息与沟通方面的建设作为重点，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最终抑制非投资效率的目的。
除了信息与沟通方面的建设，也应当对照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指引，稳步推进提升内部控制其他方面的建设，从而达到内部控制质量整体提升的目的。
(因篇幅限制，精简版有删减省略，更多内容请阅读《2022会计学术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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